「ta在搞性别对立」——男女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吗？
问题因此而生：互联网时代，当获取信息已经不再是难题，为什么人们说了这么多，却仍然没办法互相共情、达成理解？
撰写 | 布鲁吧唧
数据与可视化 | 艺丹、希斯、小翼
编辑 | 笑哲、千钦
01.
2016年，学者巴内特魏泽尔（Sarah Banet-Weiser）与威尔特纳（Kate M. Miltner）曾说道：「我们处于性别战争的新时代」。
中文互联网的语境中，人们并不常用「战争」这个词，而是更喜欢用「性别对立」来概括一切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结果。这个说法包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假设：以「非此即彼」的逻辑为基础，两者间只能有一方被承认，不被认可的一方即为「错」，并没有缓冲地带。
以7月5日发生的杭州杀妻案为例，案件细节发布后，各大社交软件和短视频平台开始不断出现「化粪池警告」、「两吨水警告」的梗。一些男性用户通过这样的「玩梗」方式表达对妻子「不听话」的不满。而这样的梗成功「出圈」后，越来越多的营销号、短视频发布者也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搞笑方式广泛使用。
这种玩梗方式引发了许多女性的愤怒。早在杀妻案初显端倪时，便有许多女性用户发表诸如「恐男」、「恐婚」等言论。而一些男性却在评论中反驳道：「每天都有车祸，你难道害怕出门吗」？
这种对「杀妻」行径的简化理解与戏谑式的解读，背后可能是男性对于女性恐惧的「共情无能」。因此在女性对玩梗行为表现出反感时，一些男性就开始指责发表这类言论的女性是「敏感」、「作」，甚至是「女拳」、「搞性别对立」。
从不理解到指责、再到争论不休，男女双方似乎在越走越远——女性越加愤怒、越加对男性失望，而男性似乎也不能完全理解女性愤怒的缘由。「性别对立」的高墙就这样在无形中牢牢筑起。
「ta在搞性别对立」当然是一种便捷高效的「贴标签」做法：它能够快速地对观点盖棺定论，以刺激性的口吻迅速挑起受众情绪。在「性别对立」的舆论场中，无法「学会」好好说话的人们越发不是为了表达观点而表达，而是为了反驳而反驳。
在这样非黑即白的讨论环境中，共情往往难以产生，而可惜的是，对于大部分性别之间的对话，唤起共情和理解往往是重要的第一步。
问题因此而生：互联网时代，当获取信息已经不再是难题，为什么人们说了这么多，却仍然没办法互相共情、达成理解？
02.
性别议题中，女性的PTSD「后遗症」
PTSD（创伤后应激障碍）最初是一个医学领域的专业名词：它旨在描述当事人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时，心智与情绪失调的状态。
近年来，PTSD逐渐发展为一个医学领域外的专有名词。人们在网络讨论中对有可能引起焦虑、厌烦，或者致郁的情节，会用到诸如「都要有ptsd了」的说法，来表达对类似消息的负面情绪。
值得澄清的是，口头上这么说并不一定是对PTSD病症的轻率或挑弄。根据哈佛大学学者克莱曼（Arthur Kleimann）的说法，当代社会的许多创伤（social suffering），经常是由微小但频繁的事件累积而成的。
尤其面对性别不平等的相关新闻，女性确实要比男性更容易发展出「PTSD」：
在父权社会中，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遭遇性骚扰、性别歧视，也更容易遭遇性带来的死亡威胁。不管是自身的遭遇，还是曾经目睹过他人遭遇这些事件，它们都可能在女性群体心中留下深刻的痕迹。
而信息技术的便利又使得女性遭遇不公的新闻充斥在人们身边，例如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的「甘肃援鄂医疗队护士集体剃光头」新闻，又如之前热播电视剧《小娘惹》中女性角色的悲惨遭遇，再到现下接连被报道的亲密伴侣谋杀案……
▲《小娘惹》中的角色玉珠：她被罗伯张父子强奸后被逼疯。
互联网时代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得到了更多关注与传播，但类似信息的频繁曝光却可能加剧女性群体的恐慌，甚至催生出厌恶、愤恨的情绪。
这种岌岌可危（precarious）的心态，恰恰呼应了上文截图中女性发言者的那番话：
03.
抵触情绪之上，还要忍受男性说教？
美国作家索尔尼特（Rebecca Solnit）在《爱说教的男人》中提到了这么一个词：mansplain（男性说教）。
她认为，女性的声音惯常被父权意识笼罩下的公众所拒绝。无论是生活中可能遭遇的「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」，还是资本与政治体系中的玻璃天花板，女性的声音和观点都未被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▲ 2019年5月，美国阿拉巴马州通过了全美最严格的「限制堕胎」法案。支持该法案的议员是25名男性。
而因为「男性说教」本质上描述的是惯于说教之人对他人发言权的漠视，所以不仅是男性，女性也有可能对别人「mansplain」。就像黄圣依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二期里和丁当的对话，丁当开口想要安排开头部分歌词的分配时，黄圣依却脱口而出「后面那两句你一定要来」，轻佻散漫地跳过了丁当设置的话语顺序。十分不幸的是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，「黄圣依」们可能并非有意忽视他人的发言，而只是他们被长期居于上位的社会资历培养出的习惯。
根据哲学家韩炳哲的说法：对话语权的偏执来源于自我意识的膨胀。长期的既得利益位置使「自我」成为了世界的参照系，在这个话语体系里「我」处于主导地位，也必须掌握话语权。理所当然地，当他人发言时，「怀疑」与「压制」便成了首要程序。
▲ 纽约时报研究了超过50份川普在疫情期间的发言，发现最多的发言内容（图中紫色区域）是「自我恭维」（self congraduations）。
在父权社会中，作为权力主体的男性会更习惯以自己为范本来与周围的世界沟通，这在医学、社会管理、法律法规以及日常交流等等方面都有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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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我」之外，其他一切议题、观点和感受都会被淡化，这不仅导致了男性对于女性感受的不信任与质疑，同时也为舆论空间带来了一种「去性别化」的讨论模式。
以两个月前发生的「滴滴强奸直播案」为例，根据@巧克力翠翠杀 发布的微博，一名郑州市的司机在搭载女性乘客时借助药物对其进行迷奸，并在某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打赏。一天后，郑州公安局却发表通报称当事人是一对夫妻，以网约车司机迷奸乘客为噱头公开进行色情表演，吸引他人观看牟利。
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点从「女性乘客被强奸」到「色情剧情片引流」再到「滴滴名誉受损」，可谓是反转不断。而在针对这件事的讨论中，男性网友却似乎更关注「与性别无关」的事件细节：
截图双方为一位男性用户与一位女性用户，他们的发言可以代表两类群体所持的不同态度。其中，男性用户认为，出于「理性」思考，受众有权合理质疑该强奸直播是否有作秀嫌疑；而女性用户则认为，无论该直播是否为假，其带来的强奸威胁都让女性群体感到恐惧，而男性关注者的「剧情片」说法则加剧了女性孤立无援的痛苦。显然，讨论的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。
问题的关键又一次回到了两性之间究竟如何才能达成理解。在「性别对立」越加频繁的当下，男女之间互相「共情」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04.
此前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，女性的共情水平普遍高于男性：
但与此同时，也有一些研究证明男性可以提高共情能力：
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（Carl Rogers）的「共情理论」：不少男性在拒绝共情女性时，潜在理由经常是「接受=改变我的地位」。然而实际上，这里的「接受」更多意味着换位思考。罗杰斯认为，因为很少有人能在缺少判断和建议的情况下专心倾听他人，所以对于他者的「同理能力」其实是一个需要刻意训练和培养的品质。
这点也和当下两性现状相符：在社会文化中，男性更多地被引导和鼓励去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等宏大议题——值得一提的是，「性别」很多时候不被算作「社会公平正义」议题——而女性则更多被教导要关注亲人和邻里。社会职责的分工已经天然地将男女两性的思维视角进行了区分。
▲《八二年生的金智英》中，女性被教育要「照顾家庭」。
这种区分导致了男性因为关注「大事」所以被赋予了更多说教的立场，而女性则因为更被家庭需要而不断在社会中缺失话语权。多种因素交错，当女性终于能借用互联网的便利说出有关自身性别经验的主张时，这种基于主观视角、缠带着PTSD的表达与男性时而「去性别化」、带有「点评者」姿态的发言碰撞在一起，便十分容易给人 「性别对立」的感觉。
男性能否共情女性的困境？
答案一定是可能的。若认真探问一番，肯定能找出共情能力与众不同的男性；从问题的另一端出发，也肯定能找到不少自我意识过于浓稠的女性。父权社会的顽固便在于此，它切断人们的共感神经，掠去男性自我表达的情绪与语言能力，将女性囚困于四下无援的处境。然而越是在这种时候，越是需要有人提起勇气，主动去关怀ta者。
用性别学者巴特勒在《论述自我》（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）一书中的话来说：
参考资料（可滑动查看）：
[1]陈武英,卢家楣,刘连启等.共情的性别差异[J].心理科学进展，2014(9)：1423-1434.
[2]Susan Lanzoni. Empathy's Paradox：Empathy's beginnings in psychotherapy and its connection to mindfulness [eb/ol].[2019-12-19]. https://www.psychologytoday.com/us/blog/empathy-emotion-and-experience/201912/empathys-paradox
[3] Judith Butler,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，2003
[4] 丽贝卡·索尔尼特 著，张晨晨 译 《爱说教的男人》，2020
[5] Sarah Banet-Weiser & Kate M. Miltner (2016) #MasculinitySoFragile: culture, structure, and networked misogyny, Feminist Media Studies, 16:1, 171-174, DOI: 10.1080/14680777.2016.1120490
数据来源：
[1] Silove D, Baker JR, Mohsin M, Teesson M, Creamer M, O’Donnell M, et al. (2017) The contribution of gender-based violence and network trauma to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. PLoS ONE 12(2): e0171879. doi:10.1371/journal.pone.0171879
[2] Laurent, S.M., Hodges, S.D. Gender Roles and Empathic Accuracy: The Role of Communion in Reading Minds. Sex Roles 60, 387–398 (2009). 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1199-008-9544-x
[3] Schulte-Rüther M, Markowitsch HJ, Shah NJ, Fink GR, Piefke M. Gender differences in brain networks supporting empathy. Neuroimage. 2008;42(1):393-403. doi:10.1016/j.neuroimage.2008.04.180
[4] Domes G, Schulze L, Böttger M, et al.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. Hum Brain Mapp. 2010;31(5):758-769. doi:10.1002/hbm.20903
[5] Hirokata Fukushima, Kazuo Hiraki, Perceiving an opponent's loss: gender-related differences in the medial-frontal negativity,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, Volume 1, Issue 2, September 2006, Pages 149–157, https://doi.org/10.1093/scan/nsl020
[6] Klein, K. J. K., & Hodges, S. D. (2001). Gender Differences, Motivation, and Empathic Accuracy: When it Pays to Understand.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, 27(6), 720–730. https://doi.org/10.1177/0146167201276007
[7] Hancock, Melanie & Ickes, William. (1996). Empathic accuracy: When does the perceiver-target relationship make a difference?.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- J SOC PERSON RELAT. 13. 179-199. 10.1177/026540759613200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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